“90后”大学生在勇于担当中成熟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09年11月23日第2版

近半月来，长江大学10多个救人的学生，引起人们的热议，因为他们都是“90后”，所以关于“90后”的话题也在这些议论中时隐时现。

就在英雄学生救人的那一周，我正在大一学生的课堂上让学生进行辩论：如今我们到底是应该选择成为盖茨还是成为雷锋？在我提出问题之前，我对辩论能否开展下去是没有信心的，因为我不能确定在那些“90后”的学生中会有多少人选择后者。令我吃惊的是，选择成为雷锋的人比我想象的多得多。更令我吃惊的是，当我们还在做理论上的争论时，同在长江边的另一所学校里，15个“90后”的学生用行动给出了他们的答案。当我从对这件事情的感动与自豪中冷静下来，我也为我的“吃惊”而吃惊。我的吃惊难道不意味着我如大多数人一样，在真正走近“90后”之前，就已经先入为主地担心：诸如“崇高”、“责任”、“牺牲”之类的品质已经从他们身上流失了吗？

长江大学救人集体的行动践行着我们在课堂上所倡导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荣辱观。当人们喧嚣地斥责“90后”“非主流”时，我们还能看到“90后”学生中潜在的与主流价值观的契合，这对我这样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来说，无疑是鼓舞人心的。

之所以说是“潜在的”，是因为这种契合需要具体事件去显现，需要时间去等待，也需要能力去发现。每一代人的生活不管有多么不同，总会有相同之处，那就是都要承担起社会前进的历史责任。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当这个责任落到“90后”肩上时，他们承担不起来。年龄和时代可以划分人群和代际，但是教育可以塑造人。现在“90后”刚进入大学，大学教育会给他们以积淀，让他们变得沉稳，强化他们的理性和良知。我们需要等待。

但不能只是等待。“90后”一代追求个性，反对被同化，所以用各种另类的言行来标榜自己的独一无二，但太急于标榜就会使标签杂乱而掩盖本质。记得和英雄集体一起参加电台节目时，徐彬程——当时第一个跳下水去施救的学生——对主持人要求，能不能多给其他同学发言的机会。有人说“90后”热衷于搞怪作秀，总之是爱秀，但是我看到徐彬程这个“90后”却拒绝了秀的机会。在一些标签式的评语掩盖下，我们忽略了“90后”大学生的真性情，他们爱秀，但是只秀真实，不做作也不虚伪。我们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是最有责任走进他们真实的内心的，难道总要等到学生去救人牺牲后，花很大的代价，我们才看到他们的德行，后知后觉，然后大吃一惊吗？

教师如何走进学生的内心呢？我想首先要有“走向事情本身”的态度，从一系列标签中还原他们，当我们尊重他们的个性，真正承认每一颗心灵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时，标签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然后，我们要和他们共同成长。“90后”强烈的主体意识、互动意识又何尝不是主流的呢？我正在教的艺术系一年级有一个看似非常叛逆的学生，我对他说，我很想成为他的朋友，他回我一张纸条：“确定一个人能否成为你的朋友，不仅要看他是否花时间、花心思结交你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个人能否理解你，听懂你的话”，他的话给我很多启发，我是不是在潜意识里就是傲慢的，认为老师提出要和学生交朋友，学生就不会拒绝呢？为了增加课堂吸引力和感染力，我在他们班尝试各种教学方法，有些成功，有些失败，失败了难免会觉得沮丧，他又给我一个纸条：“老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想让每个学生都喜欢你的课，你是孙悟空七十二变也忙不过来，你不妨换个角度来看，这是个性丰富的表现。老师喜欢思考，但也不要太累，课该怎么上就怎么上，不要迷惑。”他的话令我顿感轻松，我们是不是该学习一下“90后”举重若轻的轻松态度？批评是必要的，但是认可和信任更加重要。从他们那里学习，和他们一起成长，还有什么比这样更能体现认可和信任的呢？

一直以来，我从教学工作中还能感受到幸福，但这种幸福是征服者的幸福，不是“授者”与“受者”之间的默契带来的。我不认为我是和他们同路的领路人，倒更像是一个战场上的赢家，我“俘虏”了学生。一直以来，我从教学工作中也感受到辛苦，因为老师和学生如果处于一种“征服”与“被征服”的关系之中，即使老师能够运用高超的教学技巧去达到目的，师生双方也都会感觉很辛苦。现在看来，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不彻底的幸福感，如何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教师而言不再是一件艰难的事，恐怕只有两个办法：要么学生与教师所传之道有默契，要么教师主动地肯定、信任学生的思想与品德。前者是学生给予教师的信心，后者则要求教师的责任与能力。